北大教授和知名期刊杠上了是怎么回事？

11月18日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《<文史哲>這是要幹什麼？》一文称，学术期刊《文史哲》新近一期一篇文章的摘要提到，“辛德勇《制造汉武帝》认为，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《汉武故事》，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。本文对此有所质疑。”

辛德勇在文章中对此予以反驳，自己的《制造汉武帝》一书中并没有表达司马光“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”而刻意“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”的意思。

11月18日，澎湃新闻查询发现，上述争议论文题为《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时人对汉武帝的看法：读<制造汉武帝>》，刊于2021年11月5日出版的《文史哲》第6期。目前，该论文仍可在《文史哲》网站搜索可见。

该论文中，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鹄写道：“辛德勇先生于2014年在《清华大学学报》发表长文《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》，认为司马光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《汉武故事》，塑造出了不符合史实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。其后该文于201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（2018年再版），题为《制造汉武帝———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<资治通鉴>的历史构建》。”

基于上述判断，该论文提出质疑：“首先，《通鉴》相关部分，完成于王安石变法之前。其次，辛氏（即辛德勇）对《汉书》的认识，有偏颇之嫌。其三，武帝末年悔过，是唐宋时人的普遍看法。其四，辛氏所举司马光观点前后变化两例，均不能成立。其五，《通鉴》中汉武帝与戾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源自《汉武故事》，并非无可争议的定论，而辛氏对吕祖谦《大事记》、王益之《西汉年纪》及王祎《大事记续编》的解读，均有商榷的余地。”

《文史哲》2021年第6期刊载的论文《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时人对汉武帝的看法：读<制造汉武帝>》（截图）

辛德勇并不认可林鹄上述论文中对于自己观点的总结，他在微信公众号文章中解释称：“《制造汉武帝》中虽然提到了‘司马光在陈请废除王安石新法时，亦曾举述汉昭帝即位后较诸武帝改弦更张的举措’云云的话，但这只是用于说明司马光对待汉武帝暴虐子民行为的态度，而这同司马光‘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’而刻意‘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。”

他在文章中强调，“须知不管是司马光，还是王安石，他们的治国理念以及二人之间在这方面的对立，都不是从王安石具体推行新法也就是所谓‘变法’那一刻才骤然产生的，而是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已经形成，至王安石‘变法’之后也一直维持，所以我才会举述王安石‘变法’之后的史事来说明司马光的政治态度，这同所谓司马光‘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’而刻意‘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’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码子事儿！”

他对刊发了上述论文的《文史哲》期刊斥责称，“《文史哲》编辑部采纳的这篇东西，所论纯属无中生有，亦即歪曲事实，强行捏造一个观点硬把它栽在我的头上，然后再对其恣意挞伐。”

11月18日，辛德勇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《<文史哲>這是要幹什麼？》（截图）

对于辛德勇质疑一事，《文史哲》编辑部工作人员18日在回应澎湃新闻时称，（论文）作者在平台发布论文， 论文中的观点仅代表作者，与平台观点无直接联系，作者有发表文章的权利。

该工作人员还表示，每一篇论文在发表之前都是经过严格的三审三校，论文发表完全合规，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一篇作文作者和读者观点一样，（每）一位读者读一篇文章有他自己的看法，这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问题。

公开资料显示，《文史哲》创刊于1951年5月1日，是一份反映中国大陆大学文科学术水准的老牌期刊，在海内外人文学界卓有声望。

学术讨论不该变成意气之争

学术讨论其实是学术圈很常见的现象，是一种正常的观点交流，是思想市场最重要的产出之一。如何对待学术讨论，关乎学术生态和学术发展。但也不可否认，学术讨论常常可能擦枪走火、剑走偏锋，成为溢出学术圈的公共事件。

在《文史哲》的论文公开后，辛德勇在自己的公号里发了一篇《<文史哲>这是要干什么》，言辞激烈地反驳，并认为这是“歪曲”“栽赃”“攻击”，并质问“《文史哲》（或者说躲在《文史哲》背后的那些人）这是要干什么”。

文史哲杂志公众号在全文刊载这篇文章后，也在评论区选出了“老虎屁股摸不得，一碰就蹦三尺高”“这位辛老师，脾气大于能力了”之类的评论。学术讨论俨然有变成意气之争的架势，似乎还有阴谋论的味道，学界争鸣开始进入公共视野。

其实，把两方观点都摆出来，谈不上对错分明。林文批驳的“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《汉武故事》，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”，这个说法对不对还有待商榷，但林文“唐宋时代的普遍看法与不变的司马光”、“司马光采信《汉武故事》的原因”等说法，确实有学术讨论的价值，并不涉及私人领域。

当然，更严谨的判断还有待学术界来作出，从公共层面来说，则是我们如何看待学术讨论的问题。其实，否定、推翻、批判本就是学术生产的原动力，辛德勇所著《制造汉武帝》，缘起也是为了反驳另一位北大学者田余庆的观点。中止讨论，其实就中止了学术研究的生命，学术进步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
为了建设生态健康的学术界，我们既要尊重“标准答案”，也要尊重“一家之言”。发表论文的根本目的，依然是“启发”更深入的研究，指望观点一出、廓清杂音，这恐怕是十分罕见的学术幸事，多少年碰不上一回。

所以说，学术讨论不该害怕批评。那些我们所熟知和崇拜的大师，其实在某一问题上也无法完全避免被学术界批评，从鲁迅到胡适，从陈寅恪到钱钟书，再到钱穆的“文化保守主义”、黄仁宇的“数目字管理”，从来不乏质疑者、批评者。但这不会影响他们的学术地位和声望，学者的价值从来不是“答案有多准”，而是“启发有多大”。

所以，当事人也好，旁观者也好，不妨就事论事，多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考虑问题，而不要过多纠缠于个人的私德、刊发文章的动机，不要搞成意气之争。

名气再大、地位再高的学者也是人，都有自己的脾气性格，但只要尊重基本的学术规范，愿意在平等语境下客观地讨论、交流，就没什么问题。期刊选发某篇文章，也不代表就是在“站队”。至于观点经不经得起推敲，学术界那么多双眼睛，自有分辨能力。